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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成立科学史系,北大科学史与科学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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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成立科学史系,北大科学史与科学哲学

通识教育不断推进,在此过程中,科学史由于其天然的沟通文理的功能而得到越来越多的认可。

  通识教育不断推进,在此过程中,科学史由于其天然的沟通文理的功能而得到越来越多的认可。 同一所高校内,研究科学史的人互不认识,各高校间,教科学史的人互不认识,搞科学史的同行,各自为阵、孤军奋战,这是被认同的“行规”,还是历史的烙痕? 不过,令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副理事长、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吴国盛没想到的,“首届科学史教学研讨会”从一开场便效果惊人。会议当天,从没有和吴国盛联系过的5位外地学者闻讯赶来;一边开会一边不断有北京高校或者科研单位的同行闻讯后主动到会;原本没被安排发言的学者不满足于旁听,要求发言…… 同行们总算见面了 8月21日,由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北京大学哲学系主办的“首届科技史教学研讨会”在京召开,来自全国33家单位的60余位科学史课程教师到会,并倡议成立“科技史教学委员会”。后据统计,实到人数超过70人,很多北京市学者直接到场交流,没有通过组织者。会后,不少人索要会上学者演讲的ppt。这种“火爆”程度的同行研讨,在国内科学史界还不多见。 到会教师中,绝大多数在院校承担着科学史专业研究生课程或本科生通识教育。但有意思的是,他们来自各种领域,有高校的教授,也有中学的教师;有专职的科学史学者,有数学史、物理史、化学史等专门的研究者,也有科技哲学领域内的学者,还有理工科内因爱好而研究或教授科学史的教师。这些人之间,许多彼此并不熟识,北京一所高校的两拨人,都不知道对方原来在校内从事着与自己相近的教学与研究,这次会议才认识的。 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我国科学史很大程度上还处在分科史阶段,教科学史课程的人来自各种学科门类,非常分散。”吴国盛介绍,自以萨顿为代表的第一代专职科学史研究者出现,国外的科学史已经跨越第一阶段——专科史,而达到第二阶段,即综合史、通史。在美国,科学史通常被认为是史学,但在中国,科学史分散在理科院系、工学(如材料科学)、哲学(如科技哲学)中。“这是非常可笑的现象”,吴国盛认为。 该学科创始人萨顿曾界定,科学史(通史)不是各门专科史(分科史,如数学史、物理史)的汇编,而是在书写科学史实时,侧重于学科之间的联系,注重科学与人文、社会之间的联系,并在这种联系之中发现科学本身的统一性和人文力量。 吴国盛说,这说明科学史学科从出现开始,强调的是通史、综合史,其本身就是追求统一性的学科,追求科学的统一性、文明的统一性、人类的统一性,但现在它自身都不统一,教化学史的教师也许熟悉化学史领域的同行,却不熟悉本校物理学史的同行,不熟悉数学史学者,“这很可悲!” 考虑到此,才有了这次会议的由来。主办方希望,借助这次研讨会,至少达到这样一个目的,让目前高校内从事科学史教学的人群汇聚到一起,互相认识、交流,建立联系,形成同行感,实现资料、课件信息等资源的共享。 科学史走进本科课堂 科学史在中国还是比较新的学科,原本只有硕士博士阶段的教学。近年来,随着通识教育在高校中不断推进,科学史凭借其自身功能,也开始崭露头角。 “科学史有着天然的沟通文理的优势”,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刘华杰介绍,科学史可以帮助文科生理解自然科学,同时,它又可以为理科生转达鲜活、实在的历史形象及人文理念。 吴国盛称,科学史可以帮助学生培养历史感和批判精神。一些只通过教科书来了解科学的学生,往往认为科学的理论是万古不变的真理,一旦问世就有不可侵犯的地位,而从学习科学发展史过程中,则可以读到真理与谬误交织的进程,在这种交织中,科学理论的演变就像积木拼图,先在黑暗中摸索,进而浮现出来。 并且,科学史还可以帮助树立全面、准确的科学形象和科学家形象,单纯从理科教科书中学习,看不见创造这些科学理论的科学家的形象,通过对历史的解读,则有助于学生获取真实、鲜活的科学家形象、性格。 此外,科学史还揭示科学与人类其他文化,如宗教、政治、文学等的关系,从而让人领悟到人类文化的多元性与统一性,在培养学生怀疑态度和批判精神及反对教条主义的科学形象方面,能起到重要作用。 清华大学教授杨舰说,科学史“是最能体现通识教育功能的部分”,现代社会进入“大科学”时代,掌握一门技术固然重要,但多方面的知识储备才能保证创新人才的脱颖而出;一些工程技术人员既是大工程参与者,又是管理者,需要人文底蕴。 近年来,国内很多高校逐渐认识到科学史的功能,开始将科学史列为通识教育“核心课程之一”,面向全校学生开展科学史通选课程,甚至在有些学院,将之列为必修课程。 自2002年起,清华大学科技与社会研究所和科学史暨古文献研究所合作,面向全校本科生开设“科学技术史系列讲座”,2006年下半学年,将列入全校文化素质教育的核心课程。 南开大学则从上世纪80年代,就开设以科学思想史为核心内容的“自然辨证法”选修课;1999年,在制订本科生课程设置时,“世界科技文化史”被列为两大素质教育和新课程之一,全校学生必修的公共课。 中国科技大学本科教育培养计划规定,学生必须选修8学分的人文素质类课程,其中,科学史类课程大约占10%~15%。在教学计划中,中国科学史、中外科技交流史等8门科学史类课程也将在未来开设。 科学史学科的春天? 这是否意味着科学史迎来了自己的春天?与会代表显然不这么认为,与科学史在高等教育中的作用相比,这显然不够,吴国盛认为。事实上,分科史的建制、被边缘化,仍是科学史界最大的问题。 上世纪90年代,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国家教委施行《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科学史以“科学技术史”的名称归在理学门类下,这意味着,科学史虽然是一级学科,但不设2级学科,有学者推测,这是为了避免刚刚统一起来的科学史学科,又走上区分为物理史、生物史等专科史的老路。 “在理科门类下,科学史很容易被边缘化”,吴国盛认为。 首当其冲的问题就是,学位授予问题。就科研内容来说,科学史论文可以脱离数据、公式,仍能将科学的历史脉络理出来,这样一来,与理科论文的评价标准有很大差异,论文无法在学位审核中通过,则无法被授予学位。 但作为理学下的一级学科,需要“挂靠”到某个其他门类一级学科下。一位到会代表抱怨,他们这届学生的学位审批在理学文院内“踢来踢去”,最终“下次到底怎么办下次再说”。 “一个‘非正式代表’的身份,就无法得到圈外人的认同、无法获得更多资源,自然就被边缘化了,招不到学生,无法整合自己的科研队伍。”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副理事长、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院长江晓原说,学科没有自己的建制,在资源分配、评价标准的选择上就没有发言权,才会“被人当球一样踢来踢去”。 江晓原因此提出,要申报学科点,要争取将科学史以院系的方式独立出来,形成自己的声音,吸引各方面优秀人才,形成合力,推进学科发展。 他在这方面所作的显著努力是在上世纪90年代,通过整整一墨盒的打印纸张申请报告,在上海交通大学率先成立了中国第一个“科学史系——科学史与科技哲学系”,之后,内蒙古师大的“科学史与科技管理系”,中国科技大学的科技史与科技考古系相继成立,至此,全国共有三个“独立”的科学史系。 开设科学史专业硕士点、博士点并不多,全国1000多所高校,只有30多个硕士点、12个博士点。还有相当多高校把科学史纳入素质教育内容,但无法对此进行统计,一位参会代表透露:“在本科课堂上讲授科学史课程的高校应该不少,但没有办法获取准确数据。” 燕山大学文法学院教授刘邦凡说,因为以前分科史的影响,很多学校和研究单位的科学史专业都是从其他学科内合并来的,因而可能只在科学史的“某个方面”具备培养硕士、博士的条件,而另一些具有培养某个二级学科科学技术史硕士、博士的单位则失去了推动科学史研究与教育的进一步发展的机会。吴国盛称,中国的科学史研究与教学与国际上有半个世纪的差距,正处在“科学家的科学史”向“科学史家的科学史”转型的过程中。本科科学史课程越开越多,但教科学史的人却不一定是职业科学史家,可能来自各种领域,彼此之间也并不熟悉,汇聚起来异常困难。 关于学科研究成果方面,北京大学教授任定成提出,目前学界对国际学术界的前沿动态即时把握不够,对国际学术规范了解不足,在国际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很少,与校内走在前列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专业相比,科学史专业实质性成果太少、不够分量;学位授予体系没有理顺,制度设计还没有真正提上议事日程,这制约了学科的发展。 “力”该往何处使 与会者认识到,面对这样尴尬的处境,要实现自身的可持续发展,需要突破力量分散的瓶颈。因此,获取优秀的生源成为极重要的先决条件,建制改革、聚合教研力量、树立学科形象也需提上议程。 “本次会议的另一个目标,是扩大影响,吸引优秀生源。”吴国盛说,学科的可持续发展总是建立在不断有优秀的学生进来的基础上,但长久以来,科学史不被了解,缺少优秀生源,这妨碍了学科建设与发展。 他认为,科学史教学存在两方面任务,一是专业研究生的培养,要让学科发展后继有人;二是对本科生的通识教育,这一方面为高等教育作出学科的贡献,同时,对本科生开课显然有利于对外介绍科学史专业、为科学史专业输送优秀的研究生生源。 对于以后的学科发展趋势,与会者希望,“凡高校都开科学史课程”,这样一来,科学史专业研究生就会有优秀的生源,研究力量雄厚,同时,专业研究生的出路也不成问题,可以形成科学史专业的可持续性发展。 吴国盛说,尤其要看到的是,“普及”科学史课程,对学生有利,历史是全面理解科学的一个步骤,但今天很多学生缺乏历史感。一个不知道历史的人,很难决定发展的方向;不懂得来龙去脉,就基本上是盲目的。 这次会议的另一成果是发起了一份倡议:在科学技术史学会下成立“科技史教学委员会”。其重要职能之一,是继续定期组织全国科学史教学研讨会,推进领域内合作与交流;并将开设网站,行业人士可以上传、下载教研课件、科学史料、图片资源等;更可以以此为平台,以注册会员的形式长时间、常规性地吸纳行业人士,扩大科学史学会的队伍。 这一倡议,得到极大支持,有58人签名。不少人原本不是科学技术史学会成员,为获取签名资格,当场填表,申请加入科学技术史学会。 但是,形成了内部联盟,如何获取“圈外人”的认可仍待解决。如何介绍科学史,让行业外的人群了解科学史? 总结发言时,江晓原表示,本次会议只是圈内的一次讨论,对科学史学科面临的种种问题还不能给出行之有效的解决办法,但“至少知道了彼此的存在,有了同行感和归属感;至少交流了看法,对这些问题的看法有了新的角度;至少看到了有些别人存在的问题自己可能还没发生,可以有效避免这些问题”。 吴国盛认为,这次会议将作为一次起步,为科学史大规模进入本科课堂作好了准备。

清华大学缘何创办科学史系——访著名科学史家吴国盛教授

来源:《科技文摘报》2017-06-29


吴国盛:清华大学科学史系主任。曾任北京大学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研究中心主任、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副理事长。现为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科技史学科评议组成员。著作有《科学的历程》、《什么是科学》、《技术哲学讲演录》、《时间的观念》、《希腊人的空间概念》以及“吴国盛科学人文系列”等多部。

科学史是科学与人文交叉会通的高端新型前沿学科,也是渗透文理、贯通古今、融汇中西的典型桥梁学科。

清华大学作为中国近代科学技术发展历程的最早见证者和卓越代表,为建成中国自己的科技教育体系和科技创新体系做出了历史性的独特贡献。

2017年5月,清华大学科学史系宣告成立。近日,该系创系主任吴国盛教授接受了本报总编辑的专访——

尹传红:首先祝贺您成为清华科学史系的创系主任。据我所知,目前国内仅有两所高校设有科学史系,清华创办科学史系是基于怎样的考虑?

吴国盛:谢谢!科学史是科学与人文交叉会通的高端新型前沿学科,也是渗透文理、贯通古今、融汇中西的典型桥梁学科。许多世界一流综合大学设有相关系科,比如哈佛大学有科学史系,剑桥大学有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系。

清华大学作为中国近代科学技术发展历程的最早见证者和卓越代表,为建成中国自己的科技教育体系和科技创新体系做出了历史性的独特贡献。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时期,更有责任在促进科学与人文的整合、西方的科学精神与中国传统人文精神的融通方面继续做出独特的贡献,承担科学史作为高等教育之主体和先锋的重任。

重新振兴文科,恢复往日综合大学之气象,是我校的总体战略布局。为了实现这一战略目标,除了大力发展传统的人文学科群和社会科学群之外,发展以科学史为核心与标志的科学人文类学科也是一条务实而有效的途径。科学文献计量学早就表明,科学人文类学科既可以增加理工医各学科间的凝聚力,又可以增加它们对社会的辐射力,为学校可持续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科学史系可以成为我校文、理、工、艺、医诸学科的交叉互融的学术平台、本科通识教育和研究生科学人文之卓越教育的课程平台,有利于实现我校更创新、更国际、更人文的发展目标。

尹传红:作为创系主任,您对清华科学史的学科建设和教学有什么设想?

吴国盛:清华大学科技史学科将重点发展两个学科方向:

第一、西方科学技术史。这个学科方向过去长期未受到国内科技史界的重视,处在某种空白状态,而科技史要成为文理桥梁学科、在建设当代中国科学文化中发挥特殊作用,西方科技史必须成为重点发展方向。清华科学史系将西方科学技术史作为发展重点,为中国科技史学科提供示范,使这个学科方向成为中国科技史学科再建制的生长点,最终形成中国科技史界独具特色的清华学派。这个学科方向将为清华的本科通识教育和理工研究生人文教育提供强大的支持。

第二、中国近现代科学技术史。这个学科方向将研究西方科学传入中国过程中的成败得失和经验教训,为中国当代的科技政策制定和科学文化建设提供有益的启示。此外,还将结合西学东渐史与清华理工科发展史开展研究,梳理清华理工科在中国近现代科技发展史中的角色和地位。

教学方面,我们计划五年内建成包括本科、硕士、博士、博士后四个层次的完整的科学技术史人才培养体系。我校已经拥有科学技术一级学科硕士授予权。取得博士学位点,设立博士后工作站,设置本科计划,是科学史系未来五年的目标。招硕士、博士、博士后是目前其他兄弟单位的常规做法,这里不再多说。但培养本科大概是我们的一大特色。

尹传红:目前,科学技术史并没有出现在教育部制定的本科学科目录中,国外又是怎样的情况?

吴国盛:迄今为止,国内所有的高校均没有科学技术史的本科专业。但是,世界名校拥有众多的科学技术史本科计划,包括那些并不设置科学史系的高校。比如美国高校有8个科学史系,但却有60个科学史本科计划。

设置科学史本科计划具有划时代的意义。由于中国大学体制长期以来过度的分科化发展,文理兼通、科学与人文并重的素质教育和通识教育一直缺乏制度层面的基础和保障。近年来,促进学科交叉与综合、发展素质教育和通识教育的高等教育改革发展趋势日益得到肯定和支持,涌现了很多令人欣喜的改革举措。但是,我们也不能不看到,由于多方面原因,这种学科交叉或通识教育大部分仍然停留在文科或理科院系的内部交叉或贯通,文理交叉的力度和规模远远不够。

美国的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加州理工大学以及英国的剑桥大学等国际知名高校都设有关于“科学史”或“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的本科计划。以哈佛大学为例:哈佛大学科学史系本科计划被称为“关注历史和科学”项目。其本科课程使学生有机会将历史、科学史和医学研究与某一科学领域本身的工作结合起来。许多要进入医学院或研究科技或卫生政策的学生都对这个项目感兴趣。选择的这个本科计划的学生先修一些科学史的基础课和讨论班,然后再转入“科学史”和“科学与社会”两个不同专业方向做更多样化、专题化的训练和研究。

我国的科学史教育目前比较注重研究生的培养,而不注重本科层面,是非常严重的学科资源浪费,这既不利于发挥科学史在塑造中华民族科学文化方面的独特作用,也不利于吸引优秀的本科生进入本学科深造。清华科学史系将牢记这一历史经验教训,主动把自己的事业与清华通识教育的事业绑定在一起。我们将大力为全校本科生开设科学史类的通识教育课程。

尹传红:学生拿科学史学位可以做什么呢?

吴国盛:对于这个问题,哈佛大学的回答是:“一切”。他们认为,科学史本科计划所接受的训练几乎不排斥任何未来职业,因为事实证明,科学史专业的本科毕业生们在医学、法律、新闻、政府、商业、金融和学术界等诸多领域都很成功。他们之所以越来越获得用人单位的青睐,正是因为他们较为系统地接受了文理两方面的综合训练。他们不仅拥有较强的阅读、写作和批判性思维的能力,而且在进入社会生活之后拥有较强的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他们不仅在某一特殊学科上拥有专业技能,而且往往能够通过文理综合的独特视角,理解和把握事件和政策在更大范围的社会影响。

由上可知,科学史的本科计划对于国外一流大学来说,已经是一种发展得相当成熟和稳定的专业设置和教学计划。我们可以充分借鉴哈佛、剑桥等世界一流大学的成功办学经验,来推动我们的本科教育改革。

尹传红:按照国内目前通常的本科招生和培养模式,清华设置科学史本科计划会不会占用高考招生名额和指标?

吴国盛:可以不占。科学史系在有了足够强大的师资队伍、建设了比较完备的科学史本科课程体系之后,将试行本科第二学位的培养模式。

科学史系将充分利用我校强大优质的理工科生源,建设科学技术史本科生培养体系,既为本校跨文理的通识教育作贡献,也为科技史学科的研究生培养准备优质生源。由于缺乏本科层次的人才培养制度,几十年来,中国科技史学科的生源一直较差,整个学科的发展水平和质量大受影响。我校在国内首创科技史的本科教学和本科生培养,必将极大提升我国科技史学科的整体人才基础水平,在中国科技史学科的发展史上具有开创性的意义。

由于我们只实行本科二学位计划,因此有限的本科生源将主要直接升入本校或兄弟院校的科技史专业继续攻读研究生,其余少数学生愿意工作的可以进入科技政策、科技传播等部门从事实际工作。

尹传红:学习科学史有什么意义?我们在学习科学知识的同时为什么还要了解科学的历史?

吴国盛:在科学已经无孔不入地渗透在人类生活各个层面的今天,我们不再对我们身边的科学表现出惊奇,我们已经对科学无动于衷。而恰恰在此时,我们需要回顾科学的历史,因为读史使人明智,阅读科学的历史将使科学时代的人们变得深思熟虑、深谋远虑。具体说来——

首先,学习科学史可以增加自然科学教学的趣味性,有助于理科教学。历史故事总是使功课变得有趣。我们在儿时谁没有听过几个科学家的传奇故事?除了传奇之外,科学史所能告诉人们的科学思想的逻辑行程和历史行程,对学习科学理论肯定是有益的。比如,当我们开始学习物理学时,我们为那些与常识极为格格不入的观念而烦恼,这时候,如果我们了解一下这些物理学观念逐步建立的历史,接受这些观念就变得容易多了。

其次,科学史有助于理解科学的批判性和统一性。当代科学的专门化、专业化带来了高等教育严重的分科化,科学理论往往被神圣化、教条化。学生不知道一个理论源于那些问题,有多少种解决问题的方案,以及为什么人们选择了其中一种并称之为科学理论。几乎没有什么比科学史更能使人认识到,科学理论不是一成不变的,它是发展的、进化着的。此外,自然科学各个分支领域相互联系的方面,在按学科分块的教科书中肯定得不到体现,而科学史却能够给出一个综合。

第三,科学史有助于理解科学的社会角色和人文意义。今天,科学对人类的命运影响如此之大,而我们对科学的本质也许还缺乏认识;过分把科学工具化、实用化,也带来了许多问题。我们正处在新世纪的起点,也处在科学发展的转折点上,未来的科学指向何方,回顾科学的历史也许能使我们有所省悟。正在成长着的一代年轻人,将主宰着未来的社会发展,如果一开始他们通过熟悉科学的历史而全面的理解科学,那么科学就能更好地为人类造福。

编辑:华山

清华成立科学史系 中国科技史学科需要再建制

同一所高校内,研究科学史的人互不认识,各高校间,教科学史的人互不认识,搞科学史的同行,各自为阵、孤军奋战,这是被认同的“行规”,还是历史的烙痕?

                  (科学时报 2006-9-5 李爱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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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令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副理事长、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吴国盛没想到的,“首届科学史教学研讨会”从一开场便效果惊人。会议当天,从没有和吴国盛联系过的5位外地学者闻讯赶来;一边开会一边不断有北京高校或者科研单位的同行闻讯后主动到会;原本没被安排发言的学者不满足于旁听,要求发言……

去年底,本报评选吴国盛教授新著《什么是科学》为“年度十大好书”,并选吴国盛教授为“年度学者”进行了报道。报道中披露了吴国盛教授从北京大学“跳槽”到清华大学,并将组建科学史系的消息。就在本月30日,广受学界关注的清华大学科学史系将正式挂牌成立。为此,本报采访吴教授,请他介绍了他对科学史学科的独到理解,以及清华科学史系的发展路线图。

8月21日,由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北京大学哲学系主办的“首届科技史教学研讨会”在京召开,来自全国33家单位的60余位科学史课程教师到会,并倡议成立“科技史教学委员会”。后据统计,实到人数超过70人,很多北京市学者直接到场交流,没有通过组织者。会后,不少人索要会上学者演讲的ppt。这种“火爆”程度的同行研讨,在国内科学史界还不多见。

读书报:请问科学史是怎样一个学科?与很多古老的学科相比,它还很年轻,请问科学史这个学科是怎样兴起的?

到会教师中,绝大多数在院校承担着科学史专业研究生课程或本科生通识教育。但有意思的是,他们来自各种领域,有高校的教授,也有中学的教师;有专职的科学史学者,有数学史、物理史、化学史等专门的研究者,也有科技哲学领域内的学者,还有理工科内因爱好而研究或教授科学史的教师。这些人之间,许多彼此并不熟识,北京一所高校的两拨人,都不知道对方原来在校内从事着与自己相近的教学与研究,这次会议才认识的。

吴国盛:科学史是一个“二阶学科”,或者说“二次学科”,它依赖于科学技术本身的发展,它是在近代科学发展起来之后兴起的。

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我国科学史很大程度上还处在分科史阶段,教科学史课程的人来自各种学科门类,非常分散。”吴国盛介绍,自以萨顿为代表的第一代专职科学史研究者出现,国外的科学史已经跨越第一阶段——专科史,而达到第二阶段,即综合史、通史。在美国,科学史通常被认为是史学,但在中国,科学史分散在理科院系、工学(如材料科学)、哲学(如科技哲学)中。“这是非常可笑的现象”,吴国盛认为。

从19世纪后期开始,就逐渐有一些哲学家对科学史感兴趣。但现在一般认为,科学史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是从萨顿开始的。他最早在哈佛大学授课、办杂志、建立了科学史学会。他创立的《ISIS》杂志至今还是国际科学史界的核心杂志。

该学科创始人萨顿曾界定,科学史(通史)不是各门专科史(分科史,如数学史、物理史)的汇编,而是在书写科学史实时,侧重于学科之间的联系,注重科学与人文、社会之间的联系,并在这种联系之中发现科学本身的统一性和人文力量。

科学史学科“二阶”的地位决定了它的发展受人类社会对科学本身看法的制约。在二战以前,科学史家差不多都是孤军奋战,各国学者出于个人兴趣、哲学爱好,从不同角度做科学史研究。二战以后,国际社会对科学技术的社会后果有非常强烈的反思,因为二战是科技被大量应用的残酷战争,由于科技的介入而伤亡惨重,所以对科技的反思成了普遍的时代要求,结果成全了科学史学科的发展。

吴国盛说,这说明科学史学科从出现开始,强调的是通史、综合史,其本身就是追求统一性的学科,追求科学的统一性、文明的统一性、人类的统一性,但现在它自身都不统一,教化学史的教师也许熟悉化学史领域的同行,却不熟悉本校物理学史的同行,不熟悉数学史学者,“这很可悲!”

“二次学科”的特点就是依赖性,对社会思潮的依赖性,对母学科的依赖性。科学史作为二次学科,受制于一个社会的科学文化状况。当公众和社会觉得科学技术需要进行反思的时候,这个学科就比较繁荣昌盛,觉得不必要做的时候,这个学科就会有一些危机。因此,科学史学科兴起之初,初创者们就对本学科的独立自主性特别敏感。在这方面,萨顿的工作还不够,还缺乏一种独立的编史纲领,而这是柯瓦雷的贡献。他提出的科学思想史纲领为科学史家建立了构建学科自主性的方案。上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主要的科学史家都是在柯瓦雷的思想下工作的。

科学史在中国还是比较新的学科,原本只有硕士博士阶段的教学。近年来,随着通识教育在高校中不断推进,科学史凭借其自身功能,也开始崭露头角。

读书报:科学史学科的独立地位今天是否确立了呢?

吴国盛称,科学史可以帮助学生培养历史感和批判精神。一些只通过教科书来了解科学的学生,往往认为科学的理论是万古不变的真理,一旦问世就有不可侵犯的地位,而从学习科学发展史过程中,则可以读到真理与谬误交织的进程,在这种交织中,科学理论的演变就像积木拼图,先在黑暗中摸索,进而浮现出来。

吴国盛:国际科学史学科经过一个世纪的发展,已经形成了一套稳定的建制化的东西,比如大学教席、研究生学位点、国际学会、杂志等,已经是一个成熟而独立的学科。2011年的时候,我曾经查到美国的科技史博士点大概有57个,有10个科学史系。实际上,美国的科技史和科技哲学、科技社会学、STS等学科都混在一起,没有严格的区分。我们中国人喜欢划分门户,把科技史和科技哲学生生地分隔成了两个相距很远的学科。

并且,科学史还可以帮助树立全面、准确的科学形象和科学家形象,单纯从理科教科书中学习,看不见创造这些科学理论的科学家的形象,通过对历史的解读,则有助于学生获取真实、鲜活的科学家形象、性格。

美国的科学史系都招本科生,没有科学史系的大学也有许多招本科。这一点需要特别强调。现在有许多人总认为,科学史专业没有必要招本科,这是错误的认识。科学史的本科,一来为本专业的研究生提供优质生源,二来本身就是通识教育的样板专业。哈佛科学史系的本科招生广告这样说:“学生拿科学史学位可以做什么?回答:一切事情”。科学史本科计划所接受的训练几乎不排斥任何未来职业,因为事实证明,毕业生们在医学、法律、新闻、政府、商业、金融和学术界等诸多领域都很成功。”

此外,科学史还揭示科学与人类其他文化,如宗教、政治、文学等的关系,从而让人领悟到人类文化的多元性与统一性,在培养学生怀疑态度和批判精神及反对教条主义的科学形象方面,能起到重要作用。

读书报:科学史在国内的情况如何?和国际同行有哪些差距?

近年来,国内很多高校逐渐认识到科学史的功能,开始将科学史列为通识教育“核心课程之一”,面向全校学生开展科学史通选课程,甚至在有些学院,将之列为必修课程。

吴国盛:从大面上来讲,中国的科技史学科和国际上是一样的,都是取决于社会的需要。很长一段时间,爱国主义教育是中国科技史学科发展的动力。中国近代落后挨打,民族自信心缺乏,如果能够证明古代我们的祖先很强大,也是一种心理安慰。像著名的李约瑟难题、四大发明概念的流行,都是这种社会心理的表现。中国科技史学科显然得益于这种心理。中国早期的科学史家,比如李俨、钱宝琮、竺可桢、钱临照等,都顺应了这种时代的要求,以现代科学的眼光去发掘我国古代的科学遗产。

这是否意味着科学史迎来了自己的春天?这显然不够,吴国盛认为。事实上,分科史的建制、被边缘化,仍是科学史界最大的问题。

除了爱国主义的基调外,整个20世纪的中国科技史学科,基本上是科学家主导的“科学家的科学史”。从竺可桢、钱临照他们开始,中国的科学史研究都是由声名卓著的科学家主导。在他们的主持下,1950年代中国科学院组建了一个中国自然科学史研究委员会,这个委员会的目标也是为了发掘祖国的科学遗产,当时里面主要都是科学家,职业科学史家很少。

上世纪90年代,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国家教委施行《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科学史以“科学技术史”的名称归在理学门类下,这意味着,科学史虽然是一级学科,但不设2级学科,有学者推测,这是为了避免刚刚统一起来的科学史学科,又走上区分为物理史、生物史等专科史的老路。

在西方,从萨顿开始就逐渐走出了“科学家的科学史”,而转变为“科学史家的科学家”。到了上世纪40年代,第一代科学史博士毕业获得了大学教席,真正开始了科学史的建制化。与之相比,中国科学史在独立建制方面整整晚了半个世纪。中国直到90年代,才有大批的科学史科班博士毕业走上工作岗位。

“在理科门类下,科学史很容易被边缘化”,吴国盛认为。

科学家主导的中国科技史研究带有明显的理科色彩。中科院的自然科学史研究所1977年本来是跟着哲学社会科学学部离开中科院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去的。可是当时很多科学史的老先生深深地恐惧哲学社会科学,觉得和政治挨得近,太危险,于是强烈要求回到中科院。最后他们在社科院只待了一个月,还是回了中科院。这个举动的后果之一就是,中国的科学史学科始终被划归到理学门类,被看成理学学科。

首当其冲的问题就是,学位授予问题。就科研内容来说,科学史论文可以脱离数据、公式,仍能将科学的历史脉络理出来,这样一来,与理科论文的评价标准有很大差异,论文无法在学位审核中通过,则无法被授予学位。

中国的科技史被归到理学门类还有一个原因是,科学家的科学史通常是专科史,即数学家做数学史,比如吴文俊,物理学家做物理学家,比如钱临照。国际上通常都把科技史看做史学学科,他们的科技史家,如果不在科学史系,多半就在历史系,极少在理科院系。而中国的科学史始终被算做理学学科。在国务院学科目录里,科学史学科到现在还是理学学科。

但作为理学下的一级学科,需要“挂靠”到某个其他门类一级学科下。一位到会代表抱怨,他们这届学生的学位审批在理学文院内“踢来踢去”,最终“下次到底怎么办下次再说”。

分科治史、依傍科学家治史,当然是科学史学科不成熟、未建立学科自主性的表现。等到中国大学里的理科院系开始向国际同行看齐,用国际的标准来做科研的时候,原来在理科院系从事科学史的学者日子就比较难过了。专科史在理科院系里就更加边缘化,更加难以立足,更难找到接班人。很多1980年代的科技史学科点,在老一辈退休之后基本就后继无人了。

“本次会议的另一个目标,是扩大影响,吸引优秀生源。”吴国盛说,学科的可持续发展总是建立在不断有优秀的学生进来的基础上,但长久以来,科学史不被了解,缺少优秀生源,这妨碍了学科建设与发展。

目前还活跃的科技史学科点,绝大多数还是当年专科史的老班底。师范院校是科学史学科的主要藏身之所,比如内蒙古师大、辽宁师大、首都师大。除了师范类学校,还有一些专科大学有科学史,比如医科大学搞医史,农科大学里搞农史,北京科技大学(原来的北京钢铁学院)做冶金史等等。

他认为,科学史教学存在两方面任务,一是专业研究生的培养,要让学科发展后继有人;二是对本科生的通识教育,这一方面为高等教育作出学科的贡献,同时,对本科生开课显然有利于对外介绍科学史专业、为科学史专业输送优秀的研究生生源。

国内大学中以综合的面目新设的科学史博士点阵地,目前就两家。一个是山西大学,完全依靠科技哲学的班底,然后争取到了科学技术史的博士点。另一个是上海交通大学,它完全是从外面引进大牌教授重新创办团队,做得很壮大。

对于以后的学科发展趋势,与会者希望,“凡高校都开科学史课程”,这样一来,科学史专业研究生就会有优秀的生源,研究力量雄厚,同时,专业研究生的出路也不成问题,可以形成科学史专业的可持续性发展。

我一直认为,今天中国的科技史学科面临三个再建制:第一个就是从编史动机方面讲,由单纯强调爱国主义,转变为全面理解科学、创造当代中国的科学文化。第二个就是从队伍方面讲,从以中科院科学史所为重心,逐步转变为在全国高校独立建立科学史系,既服务于高校的通识教育和素质教育,同时也为科学史学科培养优质的后备人才。第三个就是从研究内容方面讲,以中国古代科技史为主要内容,转变为面向世界科技史,特别是西方科技史。

吴国盛说,尤其要看到的是,“普及”科学史课程,对学生有利,历史是全面理解科学的一个步骤,但今天很多学生缺乏历史感。一个不知道历史的人,很难决定发展的方向;不懂得来龙去脉,就基本上是盲目的。

读书报:所以您在清华大学创建科学史系,也是要推动这些“再建制”的趋势吧?您有哪些具体的设想,清华科学史系与国内其它几家科学史系在定位上有什么区别呢?

这次会议的另一成果是发起了一份倡议:在科学技术史学会下成立“科技史教学委员会”。其重要职能之一,是继续定期组织全国科学史教学研讨会,推进领域内合作与交流;并将开设网站,行业人士可以上传、下载教研课件、科学史料、图片资源等;更可以以此为平台,以注册会员的形式长时间、常规性地吸纳行业人士,扩大科学史学会的队伍。

吴国盛:目前中国还有两个科学史系,一个是中国科技大学的“科技史与科技考古系”,在人文学院。第二个是中国科学院大学的“科学技术史系”,也是属于人文学院。这是目前健在的科学史系。之前的两个,一个是上海交大的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系,是中国第一个科学史系,现在改名了,叫科学史与科学文化研究院。还有一个就是内蒙古师范大学的科技史与科技管理系,现在改名叫“科学技术史研究院”。所以历史上出现过四个系,现存的有两个。

这一倡议,得到极大支持,有58人签名。不少人原本不是科学技术史学会成员,为获取签名资格,当场填表,申请加入科学技术史学会。

我们在清华创办科学史系,有几个特色。

吴国盛认为,这次会议将作为一次起步,为科学史大规模进入本科课堂作好了准备。

首先是综合大学创办科学史系。经过几十年的文科建设,清华已经不再是一个单纯的工科大学,而是逐渐恢复为综合性大学。如果我们承认清华是一所综合性大学的话,那么清华科学史系创立意味着终于有中国的综合大学创立了科学史系。

清华之所以能够在短时间内下决心创办科学史系,完全取决于校领导高瞻远瞩,特别是邱勇校长独具慧眼、果断决策。没有对科学人文的高度认同,没有对科学史之意义的深刻理解,在高校设立科学史系是非常困难的。正如业内同行所说,邱勇校长的确称得上是中国的科南特——当年大力推行通识教育、并且身先士卒支持发展科学史学科的哈佛校长,当然,恰好他们都是化学家。

综合性大学创办科技史系,具有标志性的意义。这意味着我们一开始就不是为了研究某些专门学科的历史,也不只是为了促进科学教育,而是一开始就要把科学史作为一个综合大学的有机环境来考虑,把科学史作为大学通识教育的一部分。所以我们非常自觉地把清华科学史系和清华的通识教育和本科素质教育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主动地来沟通文科和理工科、科学与人文,在两种文化中建立桥梁。

第二个特色是,我们将想办法招本科生。目前其它的四个科学史系都没有本科教育计划,而且似乎在不远的将来也没有发展本科教育的计划。清华科学史系非常明确要发展科技史的本科生教育。

由于科学技术史目前不在教育部的本科目录里面,这给发展科学史的本科教育带来一些根本制度上的困难。但是,清华大学是少数几个能自主创办本科专业的高校,我们将充分利用这样的特权。本科教育的好处当然是不言而喻的,在本科层面上丰富和活跃清华的通识教育和素质教育。第二个就是为本学科输送高素质的人才。清华的本科生质量是非常好的。我们的本科计划可以为全国的科技史和科技哲学学科吸收非常优秀的后备力量。

当然,我们的本科培养计划会循序渐进地展开。一开始会采用辅修,辅修一段时间,完善了课程体系之后,再改成第二学位,甚至最后招收主修学位。培养本科人才是我们坚定不移的目标,也是清华科学史系重要的特点。

第三个特点就是,清华科学史系在学术研究方向上有自己独特的定位。简单来说,我们将主攻四个学术方向。首先是两大主阵地:西方科学技术史与中国近现代科学技术史。

中国人系统引进西方科学有一个多世纪了,但是中国人系统学习西方的科学史实际上从上个世纪末才开始,之前都是自然辩证法界的同仁们为我所用的摘抄一些通俗作品。在我念书的时候,中国引入的西方科学史著作最有名的就两本:丹皮尔的和梅森的。丹皮尔是作家,梅森是化学家,都不是职业科学史家。这两位业余科学史家写的科学史在中国畅销了几十年,相反职业科学史家的鸿篇巨制一直没有引进,直到1990年代后期才有所改观。新世纪,这个引进西方科技史的势头继续看好。特别是张卜天博士,以一人之力翻译了四十多本西方科学史名作——他如今也进入了我们清华科学史系。

我们需要有一个心理准备,要潜下心来花十年甚至数十年时间,开始系统地从基础抓起,培养研究西方科学史的专家。西方毕竟是科学的故乡,我们中国人正本清源、理解科学要从理解西方科学开始。我希望经过几十年扎实的努力,能够培养一批研究西方科学史的专家,比如阿基米德专家、哥白尼专家、牛顿专家、拉瓦锡专家、达尔文专家等等。所谓牛顿专家就是说对牛顿的著作烂熟于心,并且能够紧跟国际上最新的研究成果。

真正理解科学需要这些环节,如果只是从今天看到的现成的科学成就和技术产品来理解西方科学,那是远远不够的,那就没有看到源头,舍本而逐末了。

第二个主阵地是研究中国近现代科学史。中国古代科技史是兄弟单位的传统强项,我们主动放弃这一块,不争不抢,避其锋芒。另一方面,我也觉得在当今中国,研究中国古代科技史不是当务之急,相反研究西学东渐的经验教训更加重要。研究近现代科技史对于当今中国科技的健康良性发展、对于创新文化的培养,是非常有益的。过去我们的中国近现代科学史研究,和中国古代科技史研究一样,多数还是从专科史的角度进行,没有很好地结合“千年未有之变局”这个大变革的时代背景。

除了上述两个主攻方向以外,我们还有两个方向值得一提:一是科学哲学与技术哲学,二是科学传播学与科学博物馆学。

科学技术哲学现在是哲学的二级学科,可是它并不等于科学哲学加技术哲学,实际上是过去自然辩证法换了一个名字而已。仍然是一个大口袋,什么都有,多数科技哲学的同行做着和哲学几乎没有关系的事情。我们科学史系纳入科学哲学和技术哲学,首先是来自西方的HPS(History and Philosophy ofScience)传统,即科技史与科技哲学往往连体运作、相得益彰。

其次也是出于国情考虑。科技哲学是二级学科,而教育部不再对二级学科进行考评,也就不再单独注入资源,这样一来,大量没有哲学系的理工院校的科技哲学专业都面临生存危机。科技哲学的教师要么去马克思主义学院教自然辩证法,要么就没地方去。所以我希望,我个人的想法啊,将来科技哲学可以慢慢地向科学史这个一级学科归类。比如将来可以把科技哲学中比较偏历史的或者做科学思想史的学者纳入科技史的建制,偏逻辑的可以归入哲学系。我们把“科学哲学与技术哲学”列入清华科学史系的发展方向之一,也是想为未来国家层面的科技史和科技哲学的学科重组提供一个尝试和示范。去年在科技史学科评议组的会议上,大家一致认为科技史的学科视野应该放大,可以把科技哲学纳入到科技史学科中来。我们也是响应这个呼吁。

第四个方向是科学传播学与科学博物馆学,这在当前的中国是最具有应用前景的、也是社会需求最多的一个方向。但是,这两个方向在学科建制上恰恰都没有地位,在国务院学科目录中都没有。一方面社会需求极高,每年各种科技媒体都有大量需求,但是我们的高校培养体系又不能提供科学传播和科学博物馆的专业人员。

怎么办呢?改变学科目录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我们现在只能做一些准备。光靠清华一家当然不能满足国内成千上万的科学传播和科学博物馆的人才需求。许多在职人员也需要回炉,需要进修,因为国内目前多数科学传播的从业人员都是半路出家,有些是学文的,深感自己理科知识不足,一些是学理的,深感自己文科知识不足,都需要补修。无论是回炉进修还是培养新的人才,都需要一些制度化的保障,清华科学史系愿意率先做一些尝试。

我们设置这个方向还有一个实际考虑,就是我们正在筹建清华科学博物馆,我们将采取剑桥模式,科学史系和科学博物馆将会连体运作,一并管理。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自己就需要科学博物馆的人才,因为对相关展品的分类、建藏、收集、命名、布展等工作都需要展开相应的研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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