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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缺少为学术而学术的人,复旦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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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缺少为学术而学术的人,复旦校长

在采访复旦大学校长杨玉良之前,他身边的工作人员告诉本刊记者,一定要先读一读杨校长的就职演说,在复旦内部的BBS上很火爆。杨玉良自己后来对记者说,他曾查了很多大学校长的就职演讲,发现说来说去都是套话—— 如果校长没有思想,这所大学哪来的思想?除此之外,57岁的著名高分子科学家杨玉良院士还有很多被津津乐道的“杨氏语录”。2009年2月,上任一个月后,他对复旦党政干部做了《我心目中未来的复旦》的讲话。“看一所学校,尤其对于一所名牌大学来说,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有历史感”;“在国务院学位办工作的这些年,我走了很多学校,但是我感觉在大学文化的坚守上,或者说是精神和使命的坚守上普遍有所缺失。”他在多个场合毫不避讳地表示,“杨玉良是个理想主义者”;“但理想主义者同时必须是一个现实主义者”—— 他对本刊记者补充说。上任前半年,他每星期至少走一个院系,最多的走了三个院系,跟一线教师开座谈会。他还规定自己每学年给全校学生做一次演讲,并就学生关心的问题直接 进行一场大规模对话。2010年5月,复旦大学105年校庆之际,他对《望东方周刊》详谈了自己对于现阶段高等教育改革的思考,以及一年半以来所经历的“理想”与现实的碰撞。我赞成“去行政化”《瞭望东方周刊》:今年以来,高校“去行政化”一直被热议,支持者认为是重铸大学精神的必由之路,也有大学校长反对,认为“取消高校行政级别将贬低教育”。你对此怎么看?杨玉良:首先要弄清楚什么叫“行政化”。我认为,行政化反映在两个方面:第一,通过行政手段来代替或挤压学术空间;第二,在学校的行政管理过程中使用官僚主义的手段。这里要弄清楚一点,“去行政化”不是不要行政管理,这个概念不能偷换,关键在于行政管理怎么管法。在此基础上,我赞成“去行政化”。像管政府一样管学校,不符合大学精神。大学是一个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每个人都有自己自由独立的思想,要用大学特有的方式来管理。而且依我的观点,大学不应该有跟政府一样的所谓行政级别。现在复旦是副部级,但我本人是不赞成设什么级。有人说把这个去掉的话高校的地位可能会降低—— 这是不会的,高校的社会地位和国际地位绝对不是由行政级别来决定的。大学,尤其是想要成为世界一流的大学,一定要做到:教师在学术面前人人平等,学生在能力面前人人平等。我们前些年过度、盲目地追求“跟国际接轨”《瞭望东方周刊》:“去行政化”应该通过怎样的路径一步步实现?杨玉良:“行政化”来源于高校的体制,说的大一点,来源于国家的教育体制,即国家对教育问题到底怎么看。最近,温总理一直在提,大学教育要“仰望星空”,其实是要求我们关注未来。因为一个国家,只有大学承担着承载和发展文化以及吸收国际上先进文化的使命。大学必须要守住这个使命。因此要去行政化,从国家高等教育的基本理念上就必须改革。我觉得,我们应该建立的,是一种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自由的高等教育。所谓“中国特色”,是指大学教育要带有非常鲜明的优秀中国传统文化的特征。这方面我们做得还不够,因为我们前些年过度、盲目地追求了“跟国际接 轨”。所谓“社会主义”,就是一种公平公正的教育。对北大、清华、复旦这样的学校,我觉得应该非常强调学生在能力面前人人平等,教师在学术面前人人平等。学生不应该因为家里有没有钱、是不是官员而不同,甚至于这个学生是党员、团员还是普通群众,都应该是平等的。为什么我还要提自由的教育,就是要摒弃学校对学生的强行管制。在国家法律和基本教育方针政策之下,教师有教学的自由,学生有学习的自由,教师有对问题研究的自由。这三个方面如果做到,就有助于构建我们国家高等教育的新体制。高校到底应该有多大的自主权《瞭望东方周刊》:这就引出了另一个话题,高校到底应该有多大的自主权?杨玉良:其实,如果能够贯彻我上面提到的三点自由,国家的教育管理部门对大学哪些该管、哪些不该管,就有一个大致的分界线了。比如在专业设置上,国家可以出指导性意见,但各学校有权根据自己的基础和传统来决定哪些专业应该办,这样就可以避免一哄而上以及千校一面。另外,在教学大纲之下,学校在课程设置和教学内容上也应该有自主权。统一的教学大纲,结果是大家一个模子印出来,只有水平上的高低,没有类型上的差 别。第三,大学应有权决定内部的管理体制。大学自主权还涉及很多方面,比如说招生。各种不同的学校不同的专业,需要的人才类型也是不一样的。在这点上我觉得应该相信学校—— 如果把关不严,是砸自己的牌子。当然社会上会说,现在招生充满了走后门,而这个问题实际上也在于学校有多大的自主权。如果学校自主权不够大,有高级领导说你要招这个学生,我们就没办法不听—— 如果你不听,他下次不给你钱怎么办?如果大学根本不会受到这种行政因素影响的话,我相信大学的自律会做得更好。自主招生“走得非常艰苦”《瞭望东方周刊》:你提到大学自主招生,复旦是先行者之一,目前情况怎么样?杨玉良:我们学校一定比例的自主招生走得非常艰苦。为了避免社会公众的批评,为了让人无可挑剔、无可指摘,我们不得不把自主招生的程序弄得非常复杂,不得不加出一个面试环节,而这么做成本非常高。比如说,我们面试一个学生,用5个教师,面试全国那么多学生,你算算要用各个学科的多少教师;第二,面试也给学生增加了很多负担,导致过分偏远的地区无法实行自主招生。另一种方法,就是北大现在也在做的,让中学校长推荐,但是争议也很大。其实这是一件很简单的事,为什么在中国的争议就很大?弄到最后中学也没办法,只能挑成绩最好的送进来,其实这些学生要考也能考取。而北大的初衷是想 招一批比较特殊的人才,一些学习成绩上可能不是最好,或者有偏科,但是可堪造就的学生。我们这个社会,对于“公平公正”,各人心中标准不同。这么多年的高考,人们已经习惯了在分数面前人人平等,而不是在能力面前人人平等。所以出现了高分低能的现象。怎样把分数面前人人平等转变成能力面前人人平等?这个问题如果解决,争议可能就不存在了。作为教育工作者,揽天下英才而育之是最高兴的事。但现在的问题是,你根本没办法真正地揽天下英才。我们这个社会缺乏一种基本的信任,所以不得不弄出很多繁复的办法,消耗掉很多社会资源,来做一点无非为了防止大家非议的事。我觉得信任和规矩两者必须并举,不能仅仅有规矩,否则这个社会运行成本就太高了。除了改革,更要“回归”《瞭望东方周刊》:深圳有个筹建中的南方科技大学,被称为“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的试验田”,其目标据说是去行政化、实现教授治校等完全“自主”。你如何看待这样的“试验”?杨玉良:南方科大作为试验本身是非常好的。在这样的大环境下,我认为任何试探都有价值。但除了强调改革以外,更要提“回归”。回归不是保守,我们市场化之后,在一些事情上走得很远,有成功的地方,但也有迷失的地方。我觉得现在像北大清华复旦这样的学校,面临一个非常重大的问题,就是回归。哪些东西应该回归?首先要回归一所大学应该有的精神。前一阶段纪念“五四”,我看到北大陈平原教授有一篇文章,谈北大在“五四”中的作用。而“五四”时期复旦在南方也发挥过重要作用。因此,要回归大学跟国家命运联系起来这样一种作用。国家在发展的每一个关键阶段,都需要一批学者非常冷静地思考,为国家的未来发展提供思想。其次,大学是唯一从事学术研究和教育的机构,所以一定要强调大学在学术上的使命。我们经常讲,如果看到社会上有一定失范的地方,大学的校领导和学者们应该及时发出警世之言。当看到这个国家希望在哪里,瓶颈在哪里,可能出现的问题在哪里时,大学学者应该向社会、向政府提出来。这是学术使命和社会责任。这种使命不是简单地办低水平的班,必须建立在深入细致的学理研究的基础上,为社会提供高水平的服务,这才是我们的责任。“功利”跟我的理想冲撞最大《瞭望东方周刊》:就任复旦校长一年半,理想和现实最强烈碰撞的地方在哪里?杨玉良:如果说我的理想和现实冲撞最大的地方,就是切肤地感到,现在的大学在各方面功利主义的色彩都很浓厚。功利主义表现在几个方面。第一,我们在各种学科的设置上,过分强调所谓服务理念。大学应该服务社会,但是如果按我们现在的服务方式,只能是提供低水平的服务。这个功利主义就导致学校内部人文学科、基础自然学科被淡化—— 而其实它们才是“母鸡”,母鸡不行了,生出来的蛋水平不会太高。第二,去开很多班,办很多新学位,很大程度上是为了赚钱。赚钱是一个客观效果,但出发点不能是为了赚钱而办,否则就会把这个学校办得乱哄哄。第三,学生选择专业非常功利,都是在考虑我出来以后能不能找到一个好工作,而且好的标准就是钱挣得多。在哈佛大学,如果你是为了谋取一个更好的职业或官位而来学习,就会受到其他学生和老师的鄙视。但是我们这儿没有这种风气。我们觉得这理所当然,这就是社会价值观的迷失。第四,学校管理和教学工作上也有功利主义色彩。例如,教学到底是要真正教会学生这个学科里面的精神、学术文化和思想,还是教到学生题目会做就行了,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教育。科研上,不应该是为了得奖、增加论文数,而是应该对学术有实质性的推动。现在大家都奔什么SCI、EI指数,我们现在称之为科研的“洋八股”。这带来什么后果?现在争科研经费,大家不顾礼义廉耻;当了点小官,比如院长系主任,最好下面人做的所有的东西都堆到自己一个人身上,这样可以报院 士。这就是我所批判的所谓“才子加上帝王气”。这种情况屡见不鲜,有些学校甚至是非常严重。我想起以前南开大学的校长母国光所说的话,办大学就是要办氛围,在其中你坚守着大学应该坚守的东西,让社会看进来有一种纯洁感、高尚感。学术应该有一种“诚笃精神”,对学术有一种诚心、笃信,这种人才能在学术上做出来。为什么会有“钱学森之问”—— 你想想,这样一种氛围下,谁能安心做学问?这是我所碰到的,跟我的理想冲撞最大的地方。如何培养20年后的中国精英《瞭望东方周刊》:你觉得目前像复旦大学这样的中国一流大学与世界一流大学之间主要的差距在哪里?杨玉良:一是大学的精神和使命感,二是大学的办学自主权。这两点如果落实,中国的大学可以成长得很快。《瞭望东方周刊》:你在与中学生交流时提出了一个有意思的问题:如何培养20年后的中国精英。这是不是目前中国一流大学的重要使命之一?杨玉良:对。我说这个话是基于对大背景的考虑。首先,这和我们国家现在的国际地位有关—— 中国现在已经被推向了处理各种国际重大事务的前台,这从目前各种国际峰会和磋商中显现无遗。第二,经济学家说,如果不出现重大问题,中国维持每年8%的增长20年不成问题。想想看,20年后,我们国家会有多大的经济力量?第三,国内外很多学者说,大概再需要30年,中国将成为世界上一个真正的强国,中国因此必须扮演一个对全球全人类负责任的大国角色。现在20出头的学生,20年后就是社会的精英层。我要问一个问题:我们现在培养的学生,到那时候能不能起到和未来中国国家地位相称的作用?现在教育部也在考虑这个问题,有了拔尖人才的培养计划。但目前还只是集中在自然科学,比如数理化生计算机。我要强调的是文史哲。为什么?我说一句非常重的话:一个没有思想家和哲学家的国家不可能成为世界强国。我们要着重培养世界一流的思想家和哲学家,这 样中国的世界强国地位才能站稳。

在很多中国高校多年来一直发誓要跻身世界一流大学的背景下,英国职业与教育调查公司QS最近公布了“2010亚洲大学前200名”排行榜,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连亚洲前10名都没进。中国高校离世界一流大学有多远?复旦105周年校庆前夕,中国青年报记者专访了杨玉良校长。

摘要: 在很多中国高校多年来一直发誓要跻身世界一流大学的背景下,英国职业与教育调查公司QS最近公布了“2010亚洲大学前 200名”排行榜,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连亚洲前10名都没进。中国高校离世界一流大学有多远?复旦105周年校庆前夕,中国青年报记者专访了杨玉良校长。复旦校长:中国大学精神虚脱功利主义盛行 在很多中国高校多年来一直发誓要跻身世界一流大学的背景下,英国职业与教育调查公司QS最近公布了“2010亚洲大学前 200名”排行榜,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连亚洲前10名都没进。中国高校离世界一流大学有多远?复旦105周年校庆前夕,中国青年报记者专访了杨玉良校长。  校园鼓乐齐鸣闹哄哄建不了世界一流大学  记者(以下简称记):早在1993年7月的干部会议上,清华大学就提出到2011年建校100年之际,争取把清华大学建设成为世界一流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大学。而此后,清华大学又公布了具体的时间表,即2011年力争跻身于世界一流大学行列,2020年努力在总体上建成世界一流大学。  北京大学也在1998年就宣布用17年时间,即在2015年把北京大学建设为世界一流大学;2004年,北京大学主动为这一“计划”延期,认为需要更长时间,但同时表示,肯定有一批优秀学科会达到世界一流水平。  有了两位“老大哥”带头,一段时间以来,中国大学“创世界一流”运动风生水起,中国大学集体陷入“创一流”的焦躁状态。您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杨玉良(以下简称杨):我经常提到两点差距:一是在大学精神上的,包括教授、学生的精神素养;二是我们的高等教育体制,说到底还是办学自主权不够。  一个世界一流强国,不可能没有世界一流的大学。一所世界一流的大学,应该是全世界优秀青年学者们的聚集地;凡是在这里学习的人,都会把这里当做他一辈子的精神家园。要达到这些非常不容易,大学的精神、品位必须非常高。所以,我反对任何形式的在学校中莫名其妙地闹哄哄,鼓乐齐鸣,因为这会降低学校的高雅性。高雅不是培养精神贵族,而是要培养精神境界高的学生和教职员工,心中不仅装着民族,而且装着全人类的问题,如气候问题、环境问题、核武器问题等等。  大学出现精神虚脱国家民族的精神脊梁骨不能没  记:我们的大学精神缺失是什么原因?  杨:现在大学精神有点迷失,出现了一种相对来说比较广泛的精神虚脱。作为全社会来讲,包括大学,功利主义盛行。具体到老百姓,就是嫌贫爱富。  大学应率先回归到大学本身的高尚上去,尤其是在精神层面上。  老说改革,坚持和回归与改革的差别在哪里?  现在的改革和国际接轨比较多,虽然这也重要,但对大学来说,任何一个国家、民族的大学都是这个国家、民族的精神脊梁骨。大学的精神不能虚脱。大学教师必须真正崇尚学术崇尚真理,对国家、民族包括整个人类要有非常强烈的责任。大学一虚脱,这些就都没了。  功利主义体现在教师身上,就是教学上教会你考试,人才培养上只要你能找到工作就可以;学生也是这样,选择的专业不是根据自己的兴趣,而是根据自己出来能否当大官,赚大钱;教授的功利主义,就是奔着SCI和课题项目,忘了做学问才是他们一切的出发点。  所以我明确赞成鲁迅对“才子加流氓”的批判,另外一个就是“才子加帝王气”。这些会贻害科学、贻害社会。南开大学原校长毋国光曾说,办大学最重要的就是办一个氛围,让社会看起来,你真的是一个纯洁的学术殿堂。  如果连大学里都有贪污受贿、权色交易,那社会还有什么信任可言? 大学过分赶时髦 成为就业服务站  记:功利就摆在眼前,学生要就业,老师也有职称和收入的压力,如何解决这些矛盾?  杨:现在我们学术至上的精神坚持得不够。再看看当年西南联大,那时学者也有理想和现实的矛盾啊,但当时为什么就能培养出很多优秀人才?所以说,现在缺的是精神。  作为教育来讲,就业是一个结果,但不能把就业作为目的,本末不能倒置。就业不是一个学校能包揽的,就业和社会经济发展情况有关系。经济不好了,岗位就少,就业可能就有问题。就业还和学生自己的选择有关系,如果不一哄而上,我们有一个科学合理的高等教育架构,就业也会得到改善。  当精神虚脱后,大学就开始过分地赶时髦,成为服务站。  大学一定要注重自己的传统。世界一流的大学表面上看起来都显得很保守,剑桥、牛津、耶鲁都是以保守着称的。  所以,大学教育不能纯粹为了就业。学校教得好不好,学科布局合理不合理,招生太多或太少,社会经济情况如何,企业的用人理念,学生的选择和就业观念……一系列的因素决定了就业的情况。社会上现在有种不良倾向,把就业都怪罪于学校,这是不对的,学校只是负责各环节中的一部分。高校不能像农民,今年大蒜好卖就种大蒜。  我反对现在大学从边缘移向中心的观点。大学不是边缘也不是中心,它有自己的位置。 中国不出大师是因为缺少为学术而学术的人  记:您认为理想的大学的使命是什么?  杨:现在学术也被异化了,学术直接成为了赢利手段。有一个表现就是办些低层次的班。应该有一批人为了学术而学术,但现在这样的人很少。如果大学里的教师也没有这样的人,就有问题了。知识分子的特点,应该是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所以说,学术是有使命的,每一个从事学科基础研究的人都是在为这个学科的发展尽自己的力量。所谓的“钱学森之问”,不出大师,实际上就是缺少为学术而学术的人。  社会责任是大学存在的相当重要的价值。当社会出现失范的时候,大学的学者应当站出来,写文章说话,发警世之言,告诉你为什么会这样,解决之道在哪里。大学的学者不应做破坏性的讲话,而是做建设性的讲话。  当社会出现各种问题,国家处在转型时期时,学者们应当研究清楚,我们该往哪里走。中国历史上,包括“五四”、“两弹一星”,都是学者在关键时刻作的贡献。我们的肩上承担着民族文化的积淀、传承和发展,对世界优秀文化吸收的责任。只有大学有如此综合的功能。大学如果有所失范的话,那么对国家的毒害性就非常大。所以我真诚希望所有大学的领导,包括国家的领导人看到这一点,否则过分功利化的倾向会把大学引向歧途。  当前来讲,回归和坚守,比改革更重要,回到大学应该担负的使命,回到大学应有的状态。大学担负着培养一代代精英的责任,像北大、清华、复旦这些学校培养的人以后的素养怎么样,决定着国家的走向。对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来讲,这批人的素养甚至决定着世界的安宁。所以二战之前,英国的哲学家罗素表示担心,发现德国、日本的法西斯教育特别危险,果然这代人出来以后世界不能安宁。  记:回归到大学应该担负的使命,有什么具体的做法?  杨:首先要废除荒唐地对一个人、一个学校进行评价所谓的定量指标,比如SCI。哈佛大学罗尔斯教授,15年不发表任何文章,一直琢磨他的《正义论》,现在这本书成为了经典著作。但他讲课非常认真,当他讲完一学期的课后向大家告别,学生们不约而同地起立鼓掌。他已经离开教室很远,学生还在鼓掌,为他的学术精神而鼓掌。有在场的中国学生问,你们要鼓到什么时候?他们回答,要这个教授在很远的地方仍然能听到掌声。  我们有没有这种精神?我们的这种评价指标就有点像改革开放初期分房子一样,算分,一篇SCI多少分,这样的评价怎么能培养出真正的学术大家来?复旦正尝试用更科学的评价方法,比如,一个院系搞得好不好由国际专家来评估。 有深厚的中国文化功底对世界文化了解宽容是领袖的资质  记:20年后中国需要什么样的人才?  杨:复旦为什么要进行通识教育?因为20年后中国不得不扮演负责任的强国、大国角色。要有这么一批人担负起这样的责任。按照现在的人才培养成长规律,35岁~45岁是极其关键的,这些人现在正在校园里学习。这些人应该具备什么样的素质?  第一,全球视野,非常开放的心态。不要像美国的政治家一样,觉得美国是最好的。如果你不听我的话,我派个军队打掉你。不要忘了,这个世界存在不同的文化、不同的历史,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一套东西。这个世界如果只存在一种文化、一种价值观的话,就是世界末日。因为文化也像基因一样,需要杂交后产生新的文化,不能太狭隘。  第二,要对本专业有深入的理解,否则你只是一个夸夸其谈的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没有一批学术大师是不行的。  第三,他们的伦理道德标准怎么样?贪婪的美国金融家在华尔街折腾,使全世界遭殃。你要培养这样的人吗?  第四,有适当的口才和良好的文字表达能力。不管与哪个民族、文化背景的人进行交流,不管从事任何专业,都需要沟通能力。  第五,对自然和人文必须有批判性的理解。不要以为科学家就不需要人文素养,那只是一个科学工匠,成不了学术界的领袖。学术领袖必须是一个人格上非常完整的人。一流的科学家都有深厚的哲学素养,甚至连哲学家都为之惊叹。  所以,要澄清几个概念。通识教育是一个理念,不是和专业教育对立的。在这个理念下,专业课程、专业基础教育和应用类学校的专业课程有什么差别?我们会更加强调这门学科的智慧,强调基本学术思想、方法和学术史,而不是仅仅教你考试、解题的技巧。  有深厚的中国文化功底,对世界文化的了解、容忍和宽容,又有专业基础,这样的人在今后的各种领域里面,才能成为领袖。我们通识教育还没有完全达到这个要求,所以我们正在改进。大学校长不光是找钱的  记:回到您的身份上,有人说国外的大学校长都是去找钱的,您认为大学校长的使命是什么?  杨:社会上流行一句话,大学校长一是找钱,一是找人。这是一个误解。找人的话也是本学科的人先去找,找钱当然也要找,但不是校长的根本任务。我总结了一下,大学校长应该做到以下几点:  第一,当社会出现失范的时候,大学校长和他的教授要出来发警示之言。  第二,大学校长是社会道德的楷模,自己不能失范、失德。  第三,大学校长是大学使命和传统理念的守卫者,包括新的传统的创造者,是一所大学精神的代表。  第四,大学校长是这所学校学科宏观布局的总设计师,具体如何办好一个学科则是该学科的教授与专家的事。  记:按照您说的标准,给自己打多少分?  杨:最多65分~70分,我在不断地努力。所以说,一个大学校长,第一,一定要有足够的时间来阅读,因为世界上是没有大学校长这个专业的;第二,要有足够的时间去写作;第三,必须要给自己有冷静思考的时间;第四,必须是全校教职工的校长,不是新闻媒体的校长,也不是上级官员的校长。  大学能改变社会现实吗  记:中国的中小学教育多以应试为主,到了大学之后,4年内是否很难把已经接受了十几年的应试教育理念改过来了?  杨:对。这给我们造成了困难,但是不能因为困难就随波逐流。只要我们坚守大学使命,不是说把它改变过来,至少有所改进。而且坚持几代人的话,就会不一样。所以,大学要保证一定的保守性,否则如果老是受世风的裹胁、浊浪的席卷,那么大学在起到民族精神的中流砥柱这方面的作用就没有了。大学的领导都要明白这一点。如果连我们都不坚守的话,问题就比较大了。反覆地强调,不断地坚持,多年后就会看出效果,我们得有这个理想和信念。

在很多中国高校多年来一直发誓要跻身世界一流大学的背景下,英国职业与教育调查公司 QS最近公布了“ 2010亚洲大学前 200名”排行榜,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连亚洲前 10名都没进。中国高校离世界一流大学有多远?复旦 105周年校庆前夕,中国青年报记者专访了杨玉良校长。

校园鼓乐齐鸣闹哄哄建不了世界一流大学

校园鼓乐齐鸣闹哄哄建不了世界一流大学

记者(以下简称记):早在1993年7月的干部会议上,清华大学就提出到2011年建校100年之际,争取把清华大学建设成为世界一流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大学。而此后,清华大学又公布了具体的时间表,即2011年力争跻身于世界一流大学行列,2020年努力在总体上建成世界一流大学。

记者 :早在 1993年 7月的干部会议上,清华大学就提出到 2011年建校 100年之际,争取把清华大学建设成为世界一流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大学。而此后,清华大学又公布了具体的时间表,即 2011年力争跻身于世界一流大学行列, 2020年努力在总体上建成世界一流大学。

北京大学也在1998年就宣布用17年时间,即在2015年把北京大学建设为世界一流大学;2004年,北京大学主动为这一“计划”延期,认为需要更长时间,但同时表示,肯定有一批优秀学科会达到世界一流水平。

北京大学也在 1998年就宣布用 17年时间,即在 2015年把北京大学建设为世界一流大学; 2004年,北京大学主动为这一“计划”延期,认为需要更长时间,但同时表示,肯定有一批优秀学科会达到世界一流水平。

有了两位“老大哥”带头,一段时间以来,中国大学“创世界一流”运动风生水起,中国大学集体陷入“创一流”的焦躁状态。您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有了两位“老大哥”带头,一段时间以来,中国大学“创世界一流”运动风生水起,中国大学集体陷入“创一流”的焦躁状态。您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杨玉良(以下简称杨):我经常提到两点差距:一是在大学精神上的,包括教授、学生的精神素养;二是我们的高等教育体制,说到底还是办学自主权不够。

杨玉良 :我经常提到两点差距:一是在大学精神上的,包括教授、学生的精神素养;二是我们的高等教育体制,说到底还是办学自主权不够。

一个世界一流强国,不可能没有世界一流的大学。一所世界一流的大学,应该是全世界优秀青年学者们的聚集地;凡是在这里学习的人,都会把这里当做他一辈子的精神家园。要达到这些非常不容易,大学的精神、品位必须非常高。所以,我反对任何形式的在学校中莫名其妙地闹哄哄,鼓乐齐鸣,因为这会降低学校的高雅性。高雅不是培养精神贵族,而是要培养精神境界高的学生和教职员工,心中不仅装着民族,而且装着全人类的问题,如气候问题、环境问题、核武器问题等等。

一个世界一流强国,不可能没有世界一流的大学。一所世界一流的大学,应该是全世界优秀青年学者们的聚集地;凡是在这里学习的人,都会把这里当做他一辈子的精神家园。要达到这些非常不容易,大学的精神、品位必须非常高。所以,我反对任何形式的在学校中莫名其妙地闹哄哄,鼓乐齐鸣,因为这会降低学校的高雅性。高雅不是培养精神贵族,而是要培养精神境界高的学生和教职员工,心中不仅装着民族,而且装着全人类的问题,如气候问题、环境问题、核武器问题等等。

大学出现精神虚脱国家民族的精神脊梁骨不能没

大学出现精神虚脱国家民族的精神脊梁骨不能没

记:我们的大学精神缺失是什么原因?

记:我们的大学精神缺失是什么原因?

杨:现在大学精神有点迷失,出现了一种相对来说比较广泛的精神虚脱。作为全社会来讲,包括大学,功利主义盛行。具体到老百姓,就是嫌贫爱富。

杨:现在大学精神有点迷失,出现了一种相对来说比较广泛的精神虚脱。作为全社会来讲,包括大学,功利主义盛行。具体到老百姓,就是嫌贫爱富。

大学应率先回归到大学本身的高尚上去,尤其是在精神层面上。

大学应率先回归到大学本身的高尚上去,尤其是在精神层面上。

老说改革,坚持和回归与改革的差别在哪里?

老说改革,坚持和回归与改革的差别在哪里?

现在的改革和国际接轨比较多,虽然这也重要,但对大学来说,任何一个国家、民族的大学都是这个国家、民族的精神脊梁骨。大学的精神不能虚脱。大学教师必须真正崇尚学术崇尚真理,对国家、民族包括整个人类要有非常强烈的责任。大学一虚脱,这些就都没了。

现在的改革和国际接轨比较多,虽然这也重要,但对大学来说,任何一个国家、民族的大学都是这个国家、民族的精神脊梁骨。大学的精神不能虚脱。大学教师必须真正崇尚学术崇尚真理,对国家、民族包括整个人类要有非常强烈的责任。大学一虚脱,这些就都没了。

功利主义体现在教师身上,就是教学上教会你考试,人才培养上只要你能找到工作就可以;学生也是这样,选择的专业不是根据自己的兴趣,而是根据自己出来能否当大官,赚大钱;教授的功利主义,就是奔着SCI和课题项目,忘了做学问才是他们一切的出发点。

功利主义体现在教师身上,就是教学上教会你考试,人才培养上只要你能找到工作就可以;学生也是这样,选择的专业不是根据自己的兴趣,而是根据自己出来能否当大官,赚大钱;教授的功利主义,就是奔着 SCI和课题项目,忘了做学问才是他们一切的出发点。

所以我明确赞成鲁迅对“才子加流氓”的批判,另外一个就是“才子加帝王气”。这些会贻害科学、贻害社会。南开大学原校长毋国光曾说,办大学最重要的就是办一个氛围,让社会看起来,你真的是一个纯洁的学术殿堂。

所以我明确赞成鲁迅对“才子加流氓”的批判,另外一个就是“才子加帝王气”。这些会贻害科学、贻害社会。南开大学原校长毋国光曾说,办大学最重要的就是办一个氛围,让社会看起来,你真的是一个纯洁的学术殿堂。

如果连大学里都有贪污受贿、权色交易,那社会还有什么信任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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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过分赶时髦 成为就业服务站

大学过分赶时髦 成为就业服务站

记:功利就摆在眼前,学生要就业,老师也有职称和收入的压力,如何解决这些矛盾?

记:功利就摆在眼前,学生要就业,老师也有职称和收入的压力,如何解决这些矛盾?

杨:现在我们学术至上的精神坚持得不够。再看看当年西南联大,那时学者也有理想和现实的矛盾啊,但当时为什么就能培养出很多优秀人才?所以说,现在缺的是精神。

杨:现在我们学术至上的精神坚持得不够。再看看当年西南联大,那时学者也有理想和现实的矛盾啊,但当时为什么就能培养出很多优秀人才?所以说,现在缺的是精神。

作为教育来讲,就业是一个结果,但不能把就业作为目的,本末不能倒置。就业不是一个学校能包揽的,就业和社会经济发展情况有关系。经济不好了,岗位就少,就业可能就有问题。就业还和学生自己的选择有关系,如果不一哄而上,我们有一个科学合理的高等教育架构,就业也会得到改善。

作为教育来讲,就业是一个结果,但不能把就业作为目的,本末不能倒置。就业不是一个学校能包揽的,就业和社会经济发展情况有关系。经济不好了,岗位就少,就业可能就有问题。就业还和学生自己的选择有关系,如果不一哄而上,我们有一个科学合理的高等教育架构,就业也会得到改善。

当精神虚脱后,大学就开始过分地赶时髦,成为服务站。

当精神虚脱后,大学就开始过分地赶时髦,成为服务站。

大学一定要注重自己的传统。世界一流的大学表面上看起来都显得很保守,剑桥、牛津、耶鲁都是以保守著称的。

大学一定要注重自己的传统。世界一流的大学表面上看起来都显得很保守,剑桥、牛津、耶鲁都是以保守著称的。

所以,大学教育不能纯粹为了就业。学校教得好不好,学科布局合理不合理,招生太多或太少,社会经济情况如何,企业的用人理念,学生的选择和就业观念……一系列的因素决定了就业的情况。社会上现在有种不良倾向,把就业都怪罪于学校,这是不对的,学校只是负责各环节中的一部分。高校不能像农民,今年大蒜好卖就种大蒜。

所以,大学教育不能纯粹为了就业。学校教得好不好,学科布局合理不合理,招生太多或太少,社会经济情况如何,企业的用人理念,学生的选择和就业观念……一系列的因素决定了就业的情况。社会上现在有种不良倾向,把就业都怪罪于学校,这是不对的,学校只是负责各环节中的一部分。高校不能像农民,今年大蒜好卖就种大蒜。

我反对现在大学从边缘移向中心的观点。大学不是边缘也不是中心,它有自己的位置。

我反对现在大学从边缘移向中心的观点。大学不是边缘也不是中心,它有自己的位置。

中国不出大师是因为缺少为学术而学术的人

中国不出大师是因为缺少为学术而学术的人

记:您认为理想的大学的使命是什么?

记:您认为理想的大学的使命是什么?

杨:现在学术也被异化了,学术直接成为了赢利手段。有一个表现就是办些低层次的班。应该有一批人为了学术而学术,但现在这样的人很少。如果大学里的教师也没有这样的人,就有问题了。知识分子的特点,应该是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所以说,学术是有使命的,每一个从事学科基础研究的人都是在为这个学科的发展尽自己的力量。所谓的“钱学森之问”,不出大师,实际上就是缺少为学术而学术的人。

杨:现在学术也被异化了,学术直接成为了赢利手段。有一个表现就是办些低层次的班。应该有一批人为了学术而学术,但现在这样的人很少。如果大学里的教师也没有这样的人,就有问题了。知识分子的特点,应该是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所以说,学术是有使命的,每一个从事学科基础研究的人都是在为这个学科的发展尽自己的力量。所谓的“钱学森之问”,不出大师,实际上就是缺少为学术而学术的人。

社会责任是大学存在的相当重要的价值。当社会出现失范的时候,大学的学者应当站出来,写文章说话,发警世之言,告诉你为什么会这样,解决之道在哪里。大学的学者不应做破坏性的讲话,而是做建设性的讲话。

社会责任是大学存在的相当重要的价值。当社会出现失范的时候,大学的学者应当站出来,写文章说话,发警世之言,告诉你为什么会这样,解决之道在哪里。大学的学者不应做破坏性的讲话,而是做建设性的讲话。

当社会出现各种问题,国家处在转型时期时,学者们应当研究清楚,我们该往哪里走。中国历史上,包括“五四”、“两弹一星”,都是学者在关键时刻作的贡献。我们的肩上承担着民族文化的积淀、传承和发展,对世界优秀文化吸收的责任。只有大学有如此综合的功能。大学如果有所失范的话,那么对国家的毒害性就非常大。所以我真诚希望所有大学的领导,包括国家的领导人看到这一点,否则过分功利化的倾向会把大学引向歧途。

当社会出现各种问题,国家处在转型时期时,学者们应当研究清楚,我们该往哪里走。中国历史上,包括“五四”、“两弹一星”,都是学者在关键时刻作的贡献。我们的肩上承担着民族文化的积淀、传承和发展,对世界优秀文化吸收的责任。只有大学有如此综合的功能。大学如果有所失范的话,那么对国家的毒害性就非常大。所以我真诚希望所有大学的领导,包括国家的领导人看到这一点,否则过分功利化的倾向会把大学引向歧途。

当前来讲,回归和坚守,比改革更重要,回到大学应该担负的使命,回到大学应有的状态。大学担负着培养一代代精英的责任,像北大、清华、复旦这些学校培养的人以后的素养怎么样,决定着国家的走向。对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来讲,这批人的素养甚至决定着世界的安宁。所以二战之前,英国的哲学家罗素表示担心,发现德国、日本的法西斯教育特别危险,果然这代人出来以后世界不能安宁。

当前来讲,回归和坚守,比改革更重要,回到大学应该担负的使命,回到大学应有的状态。大学担负着培养一代代精英的责任,像北大、清华、复旦这些学校培养的人以后的素养怎么样,决定着国家的走向。对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来讲,这批人的素养甚至决定着世界的安宁。所以二战之前,英国的哲学家罗素表示担心,发现德国、日本的法西斯教育特别危险,果然这代人出来以后世界不能安宁。

记:回归到大学应该担负的使命,有什么具体的做法?

记:回归到大学应该担负的使命,有什么具体的做法?

杨:首先要废除荒唐地对一个人、一个学校进行评价所谓的定量指标,比如SCI。哈佛大学罗尔斯教授,15年不发表任何文章,一直琢磨他的《正义论》,现在这本书成为了经典著作。但他讲课非常认真,当他讲完一学期的课后向大家告别,学生们不约而同地起立鼓掌。他已经离开教室很远,学生还在鼓掌,为他的学术精神而鼓掌。有在场的中国学生问,你们要鼓到什么时候?他们回答,要这个教授在很远的地方仍然能听到掌声。

杨:首先要废除荒唐地对一个人、一个学校进行评价所谓的定量指标,比如 SCI。哈佛大学罗尔斯教授, 15年不发表任何文章,一直琢磨他的《正义论》,现在这本书成为了经典著作。但他讲课非常认真,当他讲完一学期的课后向大家告别,学生们不约而同地起立鼓掌。他已经离开教室很远,学生还在鼓掌,为他的学术精神而鼓掌。有在场的中国学生问,你们要鼓到什么时候?他们回答,要这个教授在很远的地方仍然能听到掌声。

我们有没有这种精神?我们的这种评价指标就有点像改革开放初期分房子一样,算分,一篇SCI多少分,这样的评价怎么能培养出真正的学术大家来?复旦正尝试用更科学的评价方法,比如,一个院系搞得好不好由国际专家来评估。

我们有没有这种精神?我们的这种评价指标就有点像改革开放初期分房子一样,算分,一篇 SCI多少分,这样的评价怎么能培养出真正的学术大家来?复旦正尝试用更科学的评价方法,比如,一个院系搞得好不好由国际专家来评估。

大学过分赶时髦 成为就业服务站

有深厚的中国文化功底对世界文化了解宽容是领袖的资质

记:功利就摆在眼前,学生要就业,老师也有职称和收入的压力,如何解决这些矛盾?

记: 20年后中国需要什么样的人才?

杨:现在我们学术至上的精神坚持得不够。再看看当年西南联大,那时学者也有理想和现实的矛盾啊,但当时为什么就能培养出很多优秀人才?所以说,现在缺的是精神。

杨:复旦为什么要进行通识教育?因为 20年后中国不得不扮演负责任的强国、大国角色。要有这么一批人担负起这样的责任。按照现在的人才培养成长规律, 35岁 ~45岁是极其关键的,这些人现在正在校园里学习。这些人应该具备什么样的素质?

作为教育来讲,就业是一个结果,但不能把就业作为目的,本末不能倒置。就业不是一个学校能包揽的,就业和社会经济发展情况有关系。经济不好了,岗位就少,就业可能就有问题。就业还和学生自己的选择有关系,如果不一哄而上,我们有一个科学合理的高等教育架构,就业也会得到改善。

第一,全球视野,非常开放的心态。不要像美国的政治家一样,觉得美国是最好的。如果你不听我的话,我派个军队打掉你。不要忘了,这个世界存在不同的文化、不同的历史,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一套东西。这个世界如果只存在一种文化、一种价值观的话,就是世界末日。因为文化也像基因一样,需要杂交后产生新的文化,不能太狭隘。

当精神虚脱后,大学就开始过分地赶时髦,成为服务站。

第二,要对本专业有深入的理解,否则你只是一个夸夸其谈的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没有一批学术大师是不行的。

大学一定要注重自己的传统。世界一流的大学表面上看起来都显得很保守,剑桥、牛津、耶鲁都是以保守著称的。

第三,他们的伦理道德标准怎么样?贪婪的美国金融家在华尔街折腾,使全世界遭殃。你要培养这样的人吗?

所以,大学教育不能纯粹为了就业。学校教得好不好,学科布局合理不合理,招生太多或太少,社会经济情况如何,企业的用人理念,学生的选择和就业观念……一系列的因素决定了就业的情况。社会上现在有种不良倾向,把就业都怪罪于学校,这是不对的,学校只是负责各环节中的一部分。高校不能像农民,今年大蒜好卖就种大蒜。

第四,有适当的口才和良好的文字表达能力。不管与哪个民族、文化背景的人进行交流,不管从事任何专业,都需要沟通能力。

我反对现在大学从边缘移向中心的观点。大学不是边缘也不是中心,它有自己的位置。

第五,对自然和人文必须有批判性的理解。不要以为科学家就不需要人文素养,那只是一个科学工匠,成不了学术界的领袖。学术领袖必须是一个人格上非常完整的人。一流的科学家都有深厚的哲学素养,甚至连哲学家都为之惊叹。

中国不出大师是因为缺少为学术而学术的人

所以,要澄清几个概念。通识教育是一个理念,不是和专业教育对立的。在这个理念下,专业课程、专业基础教育和应用类学校的专业课程有什么差别?我们会更加强调这门学科的智慧,强调基本学术思想、方法和学术史,而不是仅仅教你考试、解题的技巧。

记:您认为理想的大学的使命是什么?

有深厚的中国文化功底,对世界文化的了解、容忍和宽容,又有专业基础,这样的人在今后的各种领域里面,才能成为领袖。我们通识教育还没有完全达到这个要求,所以我们正在改进。

杨:现在学术也被异化了,学术直接成为了赢利手段。有一个表现就是办些低层次的班。应该有一批人为了学术而学术,但现在这样的人很少。如果大学里的教师也没有这样的人,就有问题了。知识分子的特点,应该是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所以说,学术是有使命的,每一个从事学科基础研究的人都是在为这个学科的发展尽自己的力量。所谓的“钱学森之问”,不出大师,实际上就是缺少为学术而学术的人。

大学校长不光是找钱的

社会责任是大学存在的相当重要的价值。当社会出现失范的时候,大学的学者应当站出来,写文章说话,发警世之言,告诉你为什么会这样,解决之道在哪里。大学的学者不应做破坏性的讲话,而是做建设性的讲话。

记:回到您的身份上,有人说国外的大学校长都是去找钱的,您认为大学校长的使命是什么?

当社会出现各种问题,国家处在转型时期时,学者们应当研究清楚,我们该往哪里走。中国历史上,包括“五四”、“两弹一星”,都是学者在关键时刻作的贡献。我们的肩上承担着民族文化的积淀、传承和发展,对世界优秀文化吸收的责任。只有大学有如此综合的功能。大学如果有所失范的话,那么对国家的毒害性就非常大。所以我真诚希望所有大学的领导,包括国家的领导人看到这一点,否则过分功利化的倾向会把大学引向歧途。

杨:社会上流行一句话,大学校长一是找钱,一是找人。这是一个误解。找人的话也是本学科的人先去找,找钱当然也要找,但不是校长的根本任务。我总结了一下,大学校长应该做到以下几点:

当前来讲,回归和坚守,比改革更重要,回到大学应该担负的使命,回到大学应有的状态。大学担负着培养一代代精英的责任,像北大、清华、复旦这些学校培养的人以后的素养怎么样,决定着国家的走向。对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来讲,这批人的素养甚至决定着世界的安宁。所以二战之前,英国的哲学家罗素表示担心,发现德国、日本的法西斯教育特别危险,果然这代人出来以后世界不能安宁。

第一,当社会出现失范的时候,大学校长和他的教授要出来发警示之言。

记:回归到大学应该担负的使命,有什么具体的做法?

第二,大学校长是社会道德的楷模,自己不能失范、失德。

杨:首先要废除荒唐地对一个人、一个学校进行评价所谓的定量指标,比如SCI。哈佛大学罗尔斯教授,15年不发表任何文章,一直琢磨他的《正义论》,现在这本书成为了经典著作。但他讲课非常认真,当他讲完一学期的课后向大家告别,学生们不约而同地起立鼓掌。他已经离开教室很远,学生还在鼓掌,为他的学术精神而鼓掌。有在场的中国学生问,你们要鼓到什么时候?他们回答,要这个教授在很远的地方仍然能听到掌声。

第三,大学校长是大学使命和传统理念的守卫者,包括新的传统的创造者,是一所大学精神的代表。

我们有没有这种精神?我们的这种评价指标就有点像改革开放初期分房子一样,算分,一篇SCI多少分,这样的评价怎么能培养出真正的学术大家来?复旦正尝试用更科学的评价方法,比如,一个院系搞得好不好由国际专家来评估。(周凯)

第四,大学校长是这所学校学科宏观布局的总设计师,具体如何办好一个学科则是该学科的教授与专家的事。

来源:中国青年报

记:按照您说的标准,给自己打多少分?

杨:最多 65分 ~70分,我在不断地努力。所以说,一个大学校长,第一,一定要有足够的时间来阅读,因为世界上是没有大学校长这个专业的;第二,要有足够的时间去写作;第三,必须要给自己有冷静思考的时间;第四,必须是全校教职工的校长,不是新闻媒体的校长,也不是上级官员的校长。

大学能改变社会现实吗

记:中国的中小学教育多以应试为主,到了大学之后, 4年内是否很难把已经接受了十几年的应试教育理念改过来了?

杨:对。这给我们造成了困难,但是不能因为困难就随波逐流。只要我们坚守大学使命,不是说把它改变过来,至少有所改进。而且坚持几代人的话,就会不一样。所以,大学要保证一定的保守性,否则如果老是受世风的裹胁、浊浪的席卷,那么大学在起到民族精神的中流砥柱这方面的作用就没有了。大学的领导都要明白这一点。如果连我们都不坚守的话,问题就比较大了。反复地强调,不断地坚持,多年后就会看出效果,我们得有这个理想和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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